成为继美、俄、法三国后世界上第四个拥有该项技术的国家，完成这一壮举的是高伯龙团队。
在所有人不看好的情况下，高伯龙用20年的时间，克服了重重困难，破解钱学森密码，拖着几乎半残的身体，每天工作15个小时，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帮助国家从零开始，走到激光陀螺技术的世界顶端，打破了美国在过去20年里的统治地位，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激光陀螺之父！
百万大军兵临伊拉克，在大军进攻之前，美国出动了300架飞机和20多艘军舰，在十几颗军事侦察卫星提供的技术上的支持下，对伊拉克境内的120多个军事目标发动了空袭。
仅花了不到3天的时间，伊拉克防空以及其他重要的军事基地全部瘫痪，第一轮空袭，美军发射了200多枚巡航导弹，成功命中了60多个目标，命中率达到了令人发指的88%。
随后两天，虽然伊拉克动用了所有的防空力量进行抵抗，但美军空袭的命中率依然高达76%。
这场空袭中，美军的120多个目标，命中98个，其中44个被彻底摧毁，41个陷入瘫痪，另有13个遭到轻微破坏，伊拉克阵亡1300多人，美军战机全部完好无损，创造了一项战争神迹。
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空军针对叙利亚境内的“国”极端组织实施了精准的空中打击，在这次行动中，“国”恐怖组织85%的武装据点都被摧毁。
现代战争中，远程武器的精准打击能力成为了重中之重，而实现精准攻击的关键就是：激光陀螺仪。
激光陀螺通过加速度计的协作，可以探测到移动目标的即时位置，可谓是远程武器导航系统的神器。
激光陀螺仪只有一个魔方大小，却浓缩了无数人类尖端科技，凭“一己之力”为武器提供导航、制导、定位等功能，除了能提高导弹的精度外，还能快速缩短远程打击的快速反应能力。
而且，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看视频所用的手机里，内置的陀螺仪也跟它有“血缘关系”。
自从中国在1993年研发成功后，最近的20多年，世界上也只有德国和日本完成过这一壮举，因此，目前世界上掌握这个技术的国家也仅有6个。
在激光陀螺诞生前，世界各国采用的都是机械式陀螺，机械式陀螺的制作流程与工艺难度非常大，而且在精度计算方面也会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限制。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和法国率先将激光陀螺技术应用于导弹中，它的技术原因其实很简单，是通过光束旋转带来的相位差的变化，通过计算可以测出光路的旋转速度和角度，从而进行定位。
这种设备精度高，而且体积小，稳定性佳，上个世纪70年代末，激光陀螺的有关技术在战术飞机和导弹上试验成功，激光陀螺得到快速的提升应用。
1979年法国首次将激光陀螺成功应用于“美洲虎”直升机、超音速导弹和“阿里安-4”型火箭。
美国提出战略防御计划后，进一步刺激了其他军事大国开展相关领域研究，俄罗斯、德国、日本等国都相继研制出高精度激光陀螺系统。
激光陀螺的军事应用得益于现代战争对武器准确性要求的逐步的提升，今后激光陀螺技术将主要向更高精度、更小体积和更便宜价格发展。
如美国霍尼韦尔公司的GG1308型激光陀螺，总体积不到2立方英寸，也就跟常见的橡皮差不多大小，重量只有50克，却拥有很惊人的精度。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激光陀螺的价格并不贵，它的价值在于技术，拥有这项技术，可以大幅度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
我国在70年代初期也将激光陀螺的研发提上了日程，1971年，钱学森院士将激光陀螺的基础原理交给了国防科技大学。
但在那个年代，我国就没有像样的研究室和相关设备，仅仅依靠一张写着基础原理的纸，要开展这项工作，难如登天。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高伯龙出现了。
高伯龙出生于1928年，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他无疑是幸运的，父母都是做学问的人，为了给高伯龙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他们家在十几年里搬了无数次家，1944年，高伯龙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自己的初中学业。
抗日战争结束后，高伯龙继续进入校园，1947年，高伯龙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的物理应用研究院工作。
1953年9月1日，国家为发展工业成立了哈军工，一直以来偏爱理论研究的高伯龙主动请缨，来到哈军工教书，也就在这一年，美国海军成功研发了世界上第一部激光陀螺仪，这一历史事件，对高伯龙未来的研究路线埋下了基调。
敏锐性很高的高伯龙，很快发觉了激光陀螺仪对当时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提升作用，每天在完成自己的授课任务后，他就泡在图书馆里，寻找相关的技术文献研读。
进入70年代后，国内十几家研究机构响应国家号召，加入环形激光器研究工作，但由于条件有限，研究难度太大，这一研究计划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十几家机构纷纷退出计划。
这一重任最终落在国防科技大学的身上，为支持国防科技大学的研究工作，钱学森院士查阅了无数国外书籍。
整理出一套比较基础的理论，写在两张纸条上，交给了国防科技大学，很多人将其称为“钱学森密码”。
这个“钱学森密码”难倒了无数英雄好汉，但高伯龙迎难而上，在哈军工20年的理论积累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再次主动请缨加入激光陀螺研究团队。
高伯龙的到来，马上帮助团队解决了一个困扰他们多年的技术难题，中央决定重用高伯龙，此时高伯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
他认为，参照美国的思路，我们将走进死胡同，因为两个国家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条件上的差距巨大，我们该从零开始，按照我们的客观条件，制定一条属于我们的研究路线。
高伯龙拿着中央拨给他们的5万块经费，将学院的一间废弃食堂改造成实验室，已经50岁的高伯龙，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自学了编程技术，自计设计了一套软件，重新打造一个设计流程。
夜以继日的工作，他带领着他们的团队，平均每天工作15个小时之后，通过5年的时间，克服了一系列的难题，终于编制了一套属于我国所独有的激光陀螺理论。
此后的几年，随着中美两国关系改善，高伯龙带着他的团队得到了远赴美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
美国人大概不会想到，高伯龙仅仅参观了美国几个研究室和车间，就摸索出了一套激光陀螺生产线的模型。
回国后，高伯龙团队马上投入到了魔鬼式的工作状态中，一系列精密的仪器在他们手中成型，
这一技术突破，比起同时期开启研究的大多数国家，整整快了10年的时间。事实上，即使在28年后，掌握这一技术的国家也只有几个而已。
此后，高伯龙没有停下自己前进的步伐，他没有停留在当前国际主流的惯性导航技术理论上，而是提出了增加转台技术，增加激光陀螺的稳定性。
当时这一提议遭到了国内大多数专家的反对，但高伯龙不为所动，从始至终坚持自己的理论。
2006年，高伯龙团队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套采用单轴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的新型激光陀螺，4年后，他们再上一个台阶，研发出升级版双轴旋转式。
高强度的工作，严重摧残了他的身体，在研究双轴旋转式的时候，他的一条腿经常因为水肿走不了路，只能坐在轮椅上完成工作。
一只手也不太灵光了，打字的时候手指经常僵化，为了加快工作进度，他常常用一只手操作键盘。
在过去的40年时间里，高伯龙除了待在研究室，其余时间就在学校授课，在他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之前，他已经为国家培养出了30多名博士。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即使躺在病床上，高伯龙仍然坚持工作，医院的护士经常在值夜班的时候发现，到了下半夜，高伯龙病房的灯仍然亮着，他几乎燃烧了所有的生命力，全部灌注在祖国的激光陀螺事业上。
最令人感动的是，2017年，高伯龙病危入院，他的众多学生来看望他，高伯龙对自己的学生说，自己最大的遗憾便是，花了20年时间才把激光陀螺研究出来，浪费了国家太多的物资和时间，他是有罪的。
高伯龙为我国的激光陀螺研究鞠躬尽瘁，付出了一切，酷爱理论研究的他，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应用上。
他甚至没多少时间去写论文，但高伯龙的高风亮节和他为国家所作的贡献都是无与伦比的，我们世世代代都应该铭记他的丰功伟绩，铭记这位真正的无名英雄。
